「广州富力御龙庭风水怎么样」

广州富力御龙庭风水怎么样？

   旧广州殡仪馆原址，风水好不好就不用再问了吧？看这楼盘起这名字也知道非一般地块。本地人很少会买，一般都是不知道历史的外地人买

作者 叶曙明

古人判断风水好不好，并不是以能否发财去验证的，而是以能否出状元去验证的。能够出状元，就说明风水好。出状元要靠好学校，好老师。因此，学校也要建在风水好的地方。

古代的学校有很多种，诸如“国子监”、“州学”、“县学”、“乡学”、“义学”、“社学”等，但没有一种名称，能像“书院”这么典雅，让人一看见它的名字，仿佛已闻到清幽的书香，就好像置身于一个红棉绿瓦的院子里，春水绕门，窗明几净，四壁是满满的书籍，窗外风铃叮叮，窗内书声朗朗。师生之间，执经问难；同学之间，相切相磋。此情此景，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

书院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盛唐时代，如果“精舍”亦归入书院类，则可以上溯至两汉时代。但那时的书院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，而是一种类似于出版社和图书馆的结合体，是修书、校书、藏书，供私人读书的地方；或以纪念先贤谪宦形式出现。历史学家已经肯定，唐*元六年（718）唐玄宗在洛阳建立的丽正书院，号称中国di一所书院，就是一所修书机构，而不是教育机构。

广州di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——禺山书院，位置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。

岭南早期的书院之一，北宋景德三年（1006），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，到底是怎样的规模？有没有讲学？由于历史资料阙遗，近代学者刘伯骥推断：“也许亦不出于书舍性质。”（《广东书院制度》）

在历史上，私学往往被边缘化，战国“塞私门”，秦代“禁私学”，都把私学排斥在官方的教育*之外。然而，到了宋代，风移俗易，以广州府学为发轫，办学校的风气，吹遍岭南。南渡以后，更加灿然可观，广东全省所有州和一半以上的县，都开办了学校，既有官学，亦有大量私学涌现，“学在官府”的垄断时代，从此结束。

官学与书院的功能，各有不同，清代学者吴尚友作过解释：

《回澜书院记》

儒学诸生与司铎往来颇疏，或有因试事而数月不见者矣，或有路远而终岁不得一见者矣。若夫义学（书院）萃师徒于一堂，昼有讲，夜有读，讲业请益，订期角艺，无风雨晦明之间，有赏奇析疑之乐。此义学之设，其有裨于生童，与儒学并重而不可缺也。”

也就是说，官学的师生关系，比较疏远，平时很少见面，除了考试，有时几个月才见一面，有些路远的，甚至一年也见不上一面。而书院师生则经常在一起，朝有讲学，夜有自读，学生请益，老师传授，对学童学习大有裨益。

这是一段光风霁月的年华，值得用浓墨重彩去书写，不过，当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，难免会追根问底：广州di一所书院，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？可惜无人可以确切回答，只能说，广州di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——禺山书院，诞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。

禺山是广州城里的一座名山，与番山齐名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，描画了一幅壮丽的山川图：

会城中故有三山，其在番禺治东南一里曰番山，迤逦而北一里曰禺山，其北曰粤秀……三山之脉，自白云蜿蜒而来，为岭者数十，乍开乍合，至城北耸起粤秀，落为禺，又落在番。禺北番南，相引如长城势，至珠江而止。

历年考古，在禺山旧地发现了南越王宫署遗址、唐代大型建筑遗迹和南汉宫殿遗址。可见在古人眼中，这是全城的明堂位。据说，曾经有一位精于堪舆术的潮州人，对辨别地脉风水很有心得，因为看中广州山水雄秀，全家搬来定居。有一晚他夜宿越秀山上，五更时分起身望气，只见城东苍烟浮动，云蒸霭霭，弥留不散。他循气脉而行，到了禺山的旧仓巷，不禁惊叹：“满城郁葱佳气，萃于此矣。十年内必发鼎甲。”

禺山书院的位置，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。选择这个地方，绝不是偶然的，反映出主办者的慧眼；它能够成为di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，而且是广州历史上zui长寿的书院，也绝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它占了一块风水宝地。这里向南四百米是广州府学，向东五百米是番禺学宫，形成广州历史上zui早的一个文教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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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越王宫署遗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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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某些史籍上说，创办禺山书院的人是方大琮。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愆误。虽然方大琮与广州书院也有一段很深的历史缘分，但这个时候他还没登场。他是禺山书院开办18年后才到广州。

禺山书院的创办者是梁百揆——这个名字将永垂岭南教育史。

梁百揆，字宗盛，广东番禺人。出生于诗礼人家，父亲梁仲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者，尤精性命之学，被后人称赞为“纯儒”。梁百揆幼承庭训，博览经史，南宋嘉泰四年（1204）乡试di一。嘉定十年（1217）中进士，历任从事郎、太学录、符玺郎、奉议大夫，在朝中以直谏敢言著称。

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，宁宗驾崩，丞相史弥远发动宫廷*，矫诏废皇储，立理宗。当时中原大地，处处烽火，女真人才去，蒙古人又来，铁骑纵横，满目疮痍，南宋江山，内忧外患，愁尽秋风愁秋雨。梁百揆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，深知历朝掌故，废立之争，从来都是祸胎，他不忍见奸臣乱政，便向朝廷称疾乞休，一巾华发返故乡。

那时北方兵荒马乱，远在五岭以南，大海之滨的广州，虽然保持偏安，但受到政局的影响，海上丝路式微，贸易呆滞，海盗横行，吏治败坏，忠良贤士对朝廷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现实，既痛心疾首，又看不到出路，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末世感。梁百揆在广州禺山创办书院，聚徒讲学，以期辟异端，彰圣学，振士风。

关于广州书院的故事，由此而缓缓展开。

崔与之

明代名臣海瑞盛赞梁百揆：“当南渡时，不因官爵而变学守，唯以道德而范乡邦，世皆以‘先生’称之。”禺山书院一改官学“课而不教”的旧例，让士子游息有地，请业有师。梁百揆被尊称为“端懿先生”。这称呼有两重意思，一是形容梁百揆端庄纯正，二是宋代理学*程颢的儿子也叫端懿，由此可见其理学师承。

理学是被理宗皇帝钦定为wei一正统的学说，而广州是理学南传的重镇之一，衣冠之气，方开未艾，就在禺山书院开办前后，广州儒林还有两件大事，值得留下一笔。

di一件大事，崔与之辞官归里。崔与之，号菊坡，广东增城人，绍熙四年（1193）殿试考中进士，成为岭南由太学取士的di一人。他主政两淮及四川多年，外拒金人，内立军政，政绩卓著。这一年，他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，川民攀辕卧辙，哭声动地。但崔与之并没有入京，而是回到广州定居，埋首学问，他的府邸“晚节堂”就在今崔府街内。

崔与之的出现，对广州的文化学术而言，有着另辟一章的意义。当时岭南*了大批理学名儒，各开书院，训诲生徒，其中影响zui大的有七人：周舜元、李用、翟杰、简克己、陈去华、梁百揆、陈庚。其中简克己、陈去华和梁百揆都在广州授业。崔与之是简克己的私淑*，继承了南轩之学“以真知实践为事功”的学术精神，他的词章被认为是“开岭南宋词之始”，他所开创的“菊坡学派”，也被认为是di一个岭南学人自成的学术流派。

第二件大事，禺山书院开办翌年，李昴英在乡试中式。李昴英，字俊明，号文溪，广东番禺人。宁宗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李昴英乡试中举。理宗宝庆二年（1226）李昴英参加临安（杭州）春试，中第三名，成为广东历史上di一个探花。据说主考官本拟取他为状元，但有人说，理宗皇帝登基才一年，应以帝王之学为重。所谓帝王之学，即《尚书》的经义，而李昴英是以研究《春秋》见长。结果，状元zui后给了专攻《尚书》的台州人王会龙，而李昴英屈居探花。

李昴英

李昴英的童年，曾居住于广州的龙头市（今惠福西路五仙观附近），在海珠石慈度寺读书。他读的是什么学校？是书院，还是其他学垫？史无记载，但却记下了他与几位同学结成“龙头会”的雅事。

龙头意指状元，广州坊间常有孩子传唱：“河南人见面，广州状元见。”官府还为此在江边筑“见面亭”，以待状元出现。结龙头会，就是同学间互相勉励，要鱼跃龙门。龙头会中有一位同学做梦，梦见弯长弓射大江，江水为之干涸。李昴英解梦说：“这梦应在一个姓张的人身上。”后来，果然张镇孙成为广州di一位状元。而那年广州城外珠江水忽然干涸，两岸人可以步行过江。

李昴英踏入仕途后，迁到文溪边，筑室定居（今长塘街李家巷），与禺山书院只隔一箭之地。后来人们就把他在海珠石读书处称为“探花台”，又在慈度寺旁建文溪祠，祭祀这位以清*知名的吏部侍郎龙图学士。

李昴英对文溪情有独钟，他号文溪，给自己的文集也取名为《文溪集》。他在*上几起几落，每次罢官和退休后，都住在文溪边。朝看潮起潮落，晚看舟来舟去，溪声为他伴读，清风为他翻书，浩浩落落，昂首天外，写下了“稳驾大鹏八极，叱起五羊仙石，飞佩过丹丘”的雄壮词章。

学术上，李昴英师从崔与之。嘉熙四年（1240），李昴英罢官归里，因为丁忧，在增城守父墓三年，大约在淳祐三年（1243）返回广州。而这时梁百揆仍在禺山书院讲学。尽管史籍上没有记载两位儒者有无来往，但深入探视他们留下的著述，当不难发现，在他们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，有太多相通之处，志同气合，惺惺相惜，大家又住得那么近，一起吟风啸月，玩山游水，也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场面。

淳祐六年（1246）朝廷重新起用李昴英，他离开广州北上，而梁百揆也在同一年逝世。冥冥之中，生死聚散，仿佛早有定数，令人扼腕欷歔。

南宋时的广州，群儒毕集，星光璀璨。从这种空前的盛况，可以推断，书院当不止一二之数，比如简克己、陈去华等人都曾在广州讲学，可惜由于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，那些春风桃李的故事，都已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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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说广州是zui信风水的城市，应该没有人异议吧?